中国针灸学术有个从古到今、从中到外的发展历史，最能反映和促进这一发展历程的，莫过于有关针灸的著作和教材。古时，针灸专著和教材没有分化，专著即直接作为教材使用。晋代皇甫谧汇集古代针灸文献编成《针灸甲乙经》时，已觉得其内容较多，不完全适合教学，提出了以后有时间将另编“教经”的想法，说是“若比精要，后其闲暇，当撰核以为教经云尔”。“教经”指的是教科书。表明专著求其详备，教材则取其精要，这种区分是切合实际的。
 
    后来皇甫谧并没有另编“教经”，而《针灸甲乙经》则成为针灸经典著作，从隋唐时期以来，针灸学术即以此为基础，非仅在国内不断发展，还传播到邻近各国，其中以日本所受的影响最大。直到近代，日本神户延命山针灸专门学院编出《高等针灸学讲义》，形成了专科化教材；我国针灸学家承淡安等人创办针灸函授学校，编成《中国针灸学讲义》等，这是针灸教材的开始。这一事实表明，中外交流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，教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
 
    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重视中医教育，在国内开展针灸教学的同时，还注重针灸的国际教学。1959年，国家卫生部召集北京、南京、上海三处的骨干针灸教师联合编写对外针灸教材，先编成《中国针灸学概要》一书，于1964年出版；至1979年，经修订再版；后扩充成为《中国针灸学》，于1987年出版。为了开展国际针灸专业水平考试的需要，又编成《针灸学》一书，于1995年出版。这些面向国际的针灸教材，在发扬传统医学的总前提下，曾为国际针灸教学发挥重要的作用。以北京、南京、上海三处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为主要基地，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，为教材的应用提供经验，也提出一些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。
 
    近几十年来，我国针灸在临床、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，古今中外的汇合点，集中在这一时期碰撞出耀眼的火花。对历代文献的探索加深了，临床应用范围扩大了，多学科进行的研究分析更细了。在此基础上，要求从高视点进行概括和总结，用鲜活的语言写出有时代精神的新教材来。这也是“教育要面对现代化，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”的总要求。针灸教材在“三个面向”上应当走在前面。这一历史任务，自然落到新一代的针灸教学研究人员的肩上。现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黄龙祥研究员，联合全国各主要中医院校的针灸教师，精心筹划，深入讨论，统一认识，分工合作，用一年多的时间，完成了《国际针灸学教程》的编写任务。初加审阅，颇有面目一新之感。
 
    长期以来，针灸教材已形成一套规定的格局。先基础，后临床，分成“经络”、“腧穴”、“刺灸法”和“治疗学”四部分。合之成为一门《针灸学》，分之成为四门或三门课程，即《经络学》、《腧穴学》(或合为《经络腧穴学》)、《刺法灸法学》和《针灸治疗学》，这是针灸专业的几门主课。课程的分化，以经络、腧穴的内容最有系统而最充实；刺灸法和治疗学的内容，则显得分散而不够严密。在《针灸学》中，如再加上前边的中医基础理论内容，更显得头重脚轻、前繁后简，与针灸教学须注重临床的主旨不完全相合。如何上好治疗课，一直是针灸教学的大问题。针对这一情况，这次教材改编时进行了重点的探讨。解决的办法是如何使繁琐者趋向简明，简略者趋向充实。经络、腧穴的基础内容，当以提炼、归纳为主，理清其基本概念和运用规律；刺灸、治疗的临床内容，则以充实、提高为主，丰富其针灸治法和经络诊法——包括分经辨证、经脉切诊和痛点检查等。对疾病治疗，采用以证(症)为主、证病结合、中西医名称兼用的排列法，这样更能切合针灸临床实际。
 
    《国际针灸学教程》作为新世纪的针灸教材配套出版之后，必将对国内外的针灸教学产生重大的影响。虽然与以往的针灸教材多有不同，但因其出自临床、教学和研究的实际，教师应用时还是易于接受和适应的，通过教学实践，定能取得更好的效果。

    皇甫谧对“教经”的要求是达到“精要”，我们对新世纪针灸教材的愿望同样如此。

李鼎
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
二〇〇年七月二十日